第8章 BJ的文化圈

1922年北平的深秋,风把最后一批槐树叶全扫落了,光秃秃的树枝支棱在灰蒙蒙的天空里,活像一根根冻僵的手指头。前门火车站的出站口,徐志摩拎着两个皮箱走出来,冷风一下子灌进他单薄的西装,冻得他狠狠打了个寒颤。

他站在台阶上,打量着这座完全陌生的古都。北平比他预想的还要老旧,城墙斑斑驳驳的,街上尘土飞扬,人力车夫吆喝着来回穿梭。空气里混着煤烟、马粪的味道,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、老京城独有的沉闷气息。

“徐先生!往这儿看!”

胡适靠在一辆黑色轿车旁,朝着他使劲挥手。两年没见,适之兄胖了些许,戴着圆框眼镜,穿一身灰色长衫,就是一副标准的文人模样。

徐志摩快步走过去,两人用力握了握手。

“可算回来了!”胡适顺手接过一个箱子,“路上遭罪了吧?船行得还顺当不?”

“还行,就是晕船晕得快散架了。”徐志摩勉强扯出个笑。其实心里的乱劲儿比晕船还难受——这几个月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,醒过来的时候,一切都变了模样。

坐进车里,胡适直接递给他一份报纸:“你瞅瞅,现在你可是北平的名人了。”

那是北平的《晨报》,文化版头版的标题格外扎眼:“留学生徐志摩开先河,文明离婚惹满城争议”。文章把他在柏林和张幼仪离婚的事写得详详细细,称这是“中国第一桩西式离婚案例”,还配了评论:“新式婚姻自由,难道要以毁掉传统家庭为代价?”

徐志摩的手微微发颤,把报纸随便折了折,塞进了座位缝隙里。

“这事,你都知道了?”

“北平整个文化圈,就没有不知道的。”胡适发动车子,语气平平淡淡地说,“这几天大家茶余饭后,全在聊你。有人夸你是时代先锋,也有人骂你是道德叛徒,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?”

“我……”徐志摩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,“我只是做了自己觉得没错的事。”

“可这代价,真不小啊。”胡适瞥了他一眼,“你父亲那边……”

“跟我断绝关系了。”徐志摩苦笑着摇头,“他放话,除非我跟幼仪复婚,否则这辈子别想踏进徐家大门。”

车里瞬间没了声音,只剩下发动机嗡嗡的响动。

沉默了好半天,胡适才开口:“先住我那儿吧,我在米粮库胡同有个小院子,空着一间房。工作的事我也帮你搭好线了——北京大学请你去当讲师,教英国文学,一个月八十块钱,足够你过日子了。”

“太谢谢你了。”徐志摩低声说道。这份人情太重,重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回报。

“不用跟我客气。”胡适打了一把方向盘,“我帮你,是信你是真心追求新思想。可眼下这个社会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么彻底的改变,你可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车子驶进胡同,停在一座四合院门口,门楣上挂着块小木牌,刻着“适之寓”三个字。

推开门进去,是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小院,一棵枣树,一口水缸,几盆菊花在秋风里蔫蔫地开着。厢房早就打理好了,书桌、床铺、煤炉,一应物件都备齐了。

“条件简陋了点,你先将就住。”胡适帮他把行李放好,“晚上有几个朋友过来吃饭,就算给你接风洗尘了。”

“都有哪些人啊?”

“你认识的,梁实秋、闻一多。还有……”胡适犹豫了一下,“梁启超先生说不定也会来。”

徐志摩的手一下子僵在了半空。梁启超,那是林徽因未来的公公,梁思成的父亲,也是他父亲徐申如的老朋友,他小时候熟读的《新民说》,就是这位先生写的。

“他知道我和徽因的事了?”

“知道个大概。”胡适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任公先生是个开明人,但终归是长辈,晚上说话……可得拿捏好分寸。”

胡适离开后,徐志摩在屋里傻坐了许久。他从箱子里翻出那本《志摩的诗》,翻开扉页,上面是他亲手写的一行字:“献给所有追求自由灵魂的人。”

自由。他为了自由离了婚,为了自由回了国,可此刻,却觉得被捆得喘不过气。世人的非议、和家庭的决裂、爱情的落空,像一张无形的大网,把他牢牢困在中间。

窗外传来邻居家小孩的嬉闹声,清脆又明亮。徐志摩走到窗边,看见几个孩子在胡同里追跑打闹,有一个摔了跤,哇哇大哭,没一会儿就被同伴拉起来,立马破涕为笑。

小孩子的世界多简单啊,摔了能哭,哭完就能笑。可成年人的世界,摔了只能自己默默爬起来,装得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他想起了阿欢,儿子今年五岁了,在硖石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上回见他还是两年前,小家伙都会喊“爹爹”了,吐字不清,却暖得像冬日的阳光。

还有彼得,那个在柏林出生的瘦弱小儿子,他只在医院见过一面,连抱都没抱过。张幼仪来信说,彼得身子弱,三天两头生病。

愧疚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,他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,伤了这么多人。如今理想落了空,这一地的烂摊子,他该怎么收拾?

傍晚时分,客人们陆陆续续来了。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是他清华时期的旧识,如今也在北大任教,三人一见面,满是感慨。

“志摩,你瘦了一大圈啊。”梁实秋握着他的手,“不过精神头还不错。”

“还行吧。”徐志摩勉强笑了笑。

六点整,梁启超到了。老人六十出头,清瘦却精神,穿一件深蓝色长衫,手里拄着拐杖,脚步却十分稳健。他一进门,在场的人全都站了起来。

“任公先生!”

“都坐,都坐。”梁启超摆了摆手,目光直接落在徐志摩身上,“这位就是徐志摩先生吧?久仰大名。”

“任公先生可别折煞我了。”徐志摩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,“我从小就读先生的文章,受教太多了。”

“听适之说,你在英国学有所成,诗也写得极好。”梁启超坐到主位上,“今天特意过来见见你。”

晚宴开始,起初气氛还算融洽。大家聊文学、谈时政、说新文化运动,徐志摩慢慢放松下来,说起在剑桥的见闻,说起英国浪漫主义诗歌,讲得投入,眼睛里又重新有了光芒。

“我觉得,中国的新诗可以学西方,但不能生搬硬套。”他说,“得有中国的灵魂,用西方的形式来表达,就像……”

“就像你离婚这事儿一样?”梁启超突然打断了他。

桌上瞬间鸦雀无声,梁实秋和闻一多面面相觑,胡适低头喝起了茶。

徐志摩的手僵在半空,筷子上的菜直接掉回了碗里。

“任公先生……”

“我听说,你为了追求自由恋爱,跟发妻离了婚。”梁启超的声音不高,可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心上,“还听说,你追的人,是我的世侄女林徽因。”

房间里静得能听见煤炉里煤块爆裂的噼啪声。

徐志摩放下筷子,深吸一口气:“是,我离了婚,也确实……倾心于林小姐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,徽因已经和思成订婚了?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,你的做法给两个家庭添了多大的麻烦?”梁启超的语气严厉起来,“你父亲徐申如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,他给我写信,说得痛心疾首。张幼仪我虽没见过,可听说是个贤惠女子,为你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务,你就这么把人抛弃了?”

徐志摩的脸色一下子白了。他想辩解,想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折磨,想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,可在梁启超的威严面前,这些话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“任公先生,”他终于开口,“我知道我对不起幼仪,对不起孩子,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两个没感情的人硬绑在一起,对谁都不公平。”

“不公平?”梁启超盯着他,“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的事?人活在世上,不光有儿女情长,还有责任,有道义!你为了自己那点所谓的‘灵魂自由’,伤害无辜的妻儿,这就是你的新道德?”

“我不是只为了我自己……”

“那你为了谁?为了林徽因?”梁启超的拐杖重重往地上一顿,“我告诉你,就算你离了婚、自由了,林徽因也不会选你!那孩子我了解,聪明、清醒,知道什么该要,什么不该要!”

这句话像一把尖刀,直直扎进徐志摩的心口,他浑身发抖,差点坐不稳椅子。

胡适赶紧出来打圆场:“任公先生消消气,志摩也是一时糊涂……”

“一时糊涂就能毁了一个家庭?”梁启超站起身,所有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,“徐志摩,我今天以长辈的身份告诫你:千万不能拿别人的痛苦,换自己的快活!你要是还有点良心,就好好反省,别在这儿高谈什么自由恋爱!”

说完,老人一甩袖子,直接离开了。

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,闻一多才小声说:“任公先生的话……虽说重了点,可也不是没道理。”

梁实秋也叹了口气:“志摩,这事你确实办得欠思量。”

徐志摩一言不发,盯着桌上的残羹冷炙,突然笑了,笑声又苦又涩:“你们都觉得我错了?都觉得我该守着那段无爱的婚姻,熬到死?”

“我们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胡适想解释。

“那是什么意思?”徐志摩也站了起来,“是,我伤了幼仪,我一辈子都欠她的。可我要是不离婚,我们两个人都得在痛苦里过一辈子,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?”

他拿起外套:“抱歉,我先走了。”

“志摩!”胡适追了出去。

可徐志摩已经冲进了夜色里。北平的秋夜冷得刺骨,风吹在脸上跟刀割一样。他在胡同里拼命狂奔,也不知道要跑去哪里,只想逃离,逃离那些目光、那些指责、那些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道德枷锁。

最后他跑到了北海公园,夜里的公园空无一人,湖水黑沉沉的,映着零星的星光。他坐在湖边的长椅上,抱着头痛哭起来。

哭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去很远,很快又被风吹散了。

哭了不知多久,他抬起头,看着黑漆漆的湖面。远处传来鼓楼的晚钟,沉闷又悠长。

他想起在泰晤士河边发过的誓:“我要在茫茫人海中,寻找灵魂唯一之伴侣。”

那时候多天真啊,以为只要够勇敢、够坚决,就能冲破所有阻碍。现在才明白,现实就是一座大山,个人的力量渺小得可怜。

可他错了吗?追求真爱错了吗?想要一个心意相通的伴侣错了吗?

不,他没错,至少他自己不觉得错。

徐志摩擦干眼泪,站起身,对着湖水、对着夜空,一字一句地说:

“就算全世界都反对,我也会坚持下去。我要在茫茫人海中,访我唯一的灵魂伴侣——得之,我幸;不得,我命。但我绝不后悔,绝不回头。”

风吹过湖面,泛起一圈圈涟漪。他的话散在风里,也不知道说给谁听,或许,只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
北大的聘书正式发下来了:英国文学系讲师,每周八节课,一个月八十块银元。徐志摩从胡适家的厢房搬了出来,在景山附近租了个小四合院。院子不大,却是独门独户,正房三间,左右厢房各两间,院里还有棵老槐树、一口水井。

他拿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些简单的家具,又去琉璃厂淘了一堆旧书。书架慢慢被填满:英文原版诗集、中国古典文学、哲学社科著作,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字:“爱,自由,美”。

这是他的新家,也是他的避风港。

教书的日子比他预想的要舒心,北大的学生思想活络,对新诗格外热衷。他第一堂课,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,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。

“徐先生,听说您是中国第一个文明离婚的人,是真的吗?”一个胆子大的女生课后提问。

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盯着他。

徐志摩整理讲义的手顿了一下,然后抬起头,平静地说:“是,我在柏林和前妻协议离的婚。”

“为什么啊?”另一个男生问,“是因为没有感情吗?”

“是。”徐志摩放下讲义,“我觉得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,没有爱情的婚姻,对两个人都是折磨。”

“可传统婚姻不都是父母之命吗?”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反驳,“要是人人都像您这样,社会不就乱套了?”

徐志摩笑了:“这位同学问得好。没错,要是人人都跟我一样,现有的婚姻制度肯定会崩溃,可崩溃之后呢?会不会建起更合理、更有人情味的新制度?社会的进步,往往都是从个别人的‘离经叛道’开始的。”

他走到窗边,看着窗外枯黄的草坪:“我不是说我的选择就百分百正确,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我选了离婚,就得扛住社会非议、家庭决裂、内心愧疚这些后果。但至少,我选了诚实,对自己诚实。”

教室里安安静静的,过了好一会儿,最先提问的女生鼓起了掌,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,最后全班都拍起手来。

课后,那个女生留了下来:“徐先生,我叫苏雪林,我想写一篇关于新式婚姻的文章,能采访您吗?”

徐志摩看着她年轻真诚的脸,点了点头。

就这样,他在北大扎下了根。他的课越来越受欢迎,不光学生爱听,别的系的老师也常来旁听。他讲华兹华斯、济慈、雪莱,也讲中国新诗的创作,鼓励学生写诗、办诗刊、组建文学社团。

可出了课堂,压力依旧没少。

文化圈的聚会里,他总能感觉到异样的目光,大家当面客客气气,背地里却议论个不停。有一回在中山公园的茶座,他听见隔壁桌几个文人说:

“就是那个徐志摩,为了追林长民的女儿,把原配给休了,简直是现代版陈世美。”

“听说林小姐根本没搭理他,跟梁思成好着呢。”

“活该,这种人诗写得再好又咋样?道德败坏。”

徐志摩放下茶杯,起身走了过去,那几个人见了他,脸色都变了。

“几位刚才是在说我?”他平静地问。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一个戴瓜皮帽的连忙摆手。

“别否认了,我都听见了。”徐志摩说,“你们说得没错,我离了婚,也追过林徽因,可有一点你们说错了——我不是陈世美。陈世美是贪图富贵、抛妻弃子,我离婚的时候,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前妻,还承诺抚养两个孩子。我追林小姐,是真心爱慕,不是图她家世显赫。”

那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,说不出一句话。

“至于道德,”徐志摩接着说,“我觉得,真正的道德不是死守老规矩,而是真心面对自己的内心。要是这也算败坏,那我认了。”

说完,他付了茶钱,转身离开。走出茶座的时候,阳光正好,晒在身上暖烘烘的,他突然觉得,把话说开了,反倒轻松了。

是啊,他就是离了婚,就是爱上了不该爱的人,就是离经叛道,那又怎样?他写他的诗,教他的书,过他的日子,别人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。

十一月底,徐志摩和胡适、梁实秋等人筹备的文学社正式成立,取名“新月社”,名字取自泰戈尔的《新月集》。社址设在石虎胡同,是一座旧王府的花园,环境清幽安静。

成立大会来了三十多号人,全是北平文化界的名流:陈西滢、凌叔华、丁西林、余上沅……徐志摩作为发起人之一,上台做了开场演讲。

“新月,是初生的月亮,虽说不圆满,却满是希望。”他站在院子的石阶上,身后是枯藤老树,面前是专注聆听的众人,“我们这个社,就想做中国新文学的新月——不完美,却充满生命力。我们要创作、翻译、评论,为中国文学闯出一条新路。”

掌声里,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林徽因站在人群最后排,穿浅灰色大衣,围着白色围巾,正跟身边的梁思成小声说话,梁思成点着头,对着她温柔地笑。

徐志摩的心跳一下子漏了一拍,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她。

演讲结束,人群散开,三三两两地聊天,徐志摩犹豫了一下,还是朝林徽因走了过去。

“徽因。”他轻声叫了一句。

林徽因转过身,看见他,眼神格外复杂,有惊讶,有尴尬,还有一丝丝……怜悯?

“志摩。”她点了点头,“演讲讲得很精彩。”

“谢谢。”徐志摩看向梁思成,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梁思成。”梁思成伸出手,大大方方的,“常听徽因提起你,徐先生。”

“叫我志摩就行。”徐志摩和他握了握手。梁思成的手很厚实,是做设计的手,个子不高,戴着眼镜,模样周正,虽说不算英俊,可气质沉稳踏实。

三人一时无话,尴尬的气氛在空气里弥漫。

最后还是林徽因先开了口:“听说你在北大教书,还顺利吗?”

“挺好的,学生们都很热情。”徐志摩看着她,“你……打算考哪所大学?”

“我想考清华的留美预科,之后去美国学建筑。”林徽因说,“思成也打算去。”

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。”梁思成补充道,“我和徽因都申请了。”

“那……挺好的。”徐志摩艰难地说,“祝你们一切顺利。”

又沉默了一会儿,林徽因说:“我们要去那边见几个朋友,先失陪了。”

“好。”徐志摩点点头,“再见。”

他看着俩人并肩离开的背影,林徽因侧着头跟梁思成说话,梁思成低头认真听着,两人步子一致,默契又自然。

这幅画面,狠狠刺痛了他的眼睛。

胡适走了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心里不好受?”

“嗯。”徐志摩老实承认。

“放下吧。”胡适轻声说,“有些事,勉强不来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徐志摩苦笑着,“道理都懂,可感情上……还得慢慢熬。”

那天的新月社聚会办得很成功,大家定下来每个月聚两次,轮流朗诵作品、讨论文学。徐志摩被推选为《新月》诗刊的主编,负责收稿、审稿、编辑诗歌。

工作让他暂时忘记了心里的痛苦,他天天往印刷厂跑,跟编辑聊排版,跟作者写信约稿。第一期《新月》定在1923年1月出版,收录了闻一多、梁实秋、徐志摩等人的新诗。

校样出来那天,徐志摩在印刷厂忙到半夜,回家的路上,北平下起了小雪。细碎的雪花在路灯下飞舞,像小精灵一样。

他突然想起剑桥的雪,想起康河边那个跟他说“我怕我承受不起”的少女。

雪花落在脸上,凉丝丝的,转眼就化了。

有些东西,就跟这雪花一样,再美好,也留不住。

第一期《新月》出刊后,在文化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,徐志摩的诗《去吧》被到处传诵:

“去吧,人间,去吧!

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;

去吧,人间,去吧!

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。”

这首诗被大家解读为他离婚后的心境写照——决绝、孤独,又带着一丝悲壮的美。

他的名气越来越大,争议也越来越多。保守派的报纸抨击他“败坏风气”,激进的年轻人却把他奉为“反封建斗士”。徐志摩对这些标签烦透了,可也无可奈何。

1923年春天,传来泰戈尔访华的消息。这位印度诗人是徐志摩在英国就崇拜的偶像,他的《吉檀迦利》《新月集》,都给过徐志摩极大的启发。巧的是,接待泰戈尔的工作交给了新月社,翻译的人选,大家一致选了徐志摩——他英文好,又懂诗。

四月的北平柳絮满天飞。徐志摩在火车站第一次见到泰戈尔,诗人满头白发,穿着印度长袍,眼神睿智又慈悲。

“尊敬的诗人,”徐志摩用流利的英语说,“欢迎来到中国,我是您的翻译徐志摩。”

泰戈尔握住他的手,笑着说:“我读过你的诗,你有一颗敏感的灵魂。”

这句话,差点让徐志摩掉眼泪。敏感的灵魂——这是对他最好的评价,也是最狠的诅咒。

泰戈尔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:北大演讲、清华座谈、中山公园朗诵会,徐志摩全程陪同翻译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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